〈1〉台灣「現代新醫學與公共衛生系統」相關文獻集錦：1926年《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》、1934年《警察生活の打明け物語》及1938年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鷲巢敦哉著、1937年台南州警務部監修《保正・甲長・壯丁團員 訓練手牒》、1942年《警察語學講習資料 七月號 第三十五卷》及1943年《警察語學講習資料 十月號 第三十六卷》、1972年《台灣省通志 卷三 政事志 衛生篇 第一至五冊》。

公衛戰疫・台灣現代民主國

Public Health, Epidemic Prevention, and Democratic Taiwan

2019年12月自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首爆發而「疫」發不可收拾的〈COVID-19〉肺炎（註1）所向披靡、無孔不入資本主義社會，截至2020年7月24日造成人類1550萬確診數・逾63.3萬死亡數（註2）的慘絕人寰，迎面痛擊主流「經濟至上Economic supremacy」及「消費主義Consumerism」，讓鎖國・封城、居家檢疫・居家隔離、方艙醫院・防疫旅館、停班・停課等措施成為消費活動「被重創」、跨境交流「被暫停」、醫療體系「被崩潰」、社交距離「被疏遠」的寫照。

當一切常態與既有模式軋然中止時，地球環境卻如絕處逢生，諸如汙染與碳排驟降（註3）、鯨鯊現身墾丁（註4）、泰國棱皮龜回岸築巢創新高（註5）等小確幸翩然而至；與此綠意清流一同驚豔閃耀世界的「WHO非會員國台灣 超前部署」抗疫模範（註6）及「Taiwan Can Help」援助口罩善行（註7），翻轉了「瘴癘の地・鬼（界之）島」（參見本貼文附圖10及註8）的刻板歷史（及謔稱）與「2003 SARS肆虐」的血淚教訓；此間短短半年恍如隔世，台灣共識由淬鍊中再次凝聚、美好台灣於「防疫新生活運動New Life Guidance of COVID-19」（註9）中深植體現。

〈2〉台灣「防疫・紓困・振興」三寶：實名制口罩、台灣菸酒75% 防疫清潔用酒精、行政院振興三倍券。
〈3〉「臺北城內陸軍野戰病院 View of the Field Hospital at Taipei」，數位掃描列印自1896年《征臺軍凱旋紀念帖》。

1895 啟始台灣現代新醫學（Modern Medicine）與公共衛生系統之發展

自1895日本領台同年臺灣總督府宣布籌組〈衛生委員會〉・臨危設立〈大日本台灣病院〉（註10）及隔年頒布「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」（註11）・「船舶檢疫臨時手續」（註12）啟始了台灣現代新醫學（Modern Medicine）與公共衛生系統的發展，爾後以帝國思想貫徹的「日本衛生學えいせいがく」、「熱帶衛生學Tropical Hygiene」（註13）、「細菌學Bacteriology」（註14）三階段主軸轉變，法令政策機關及宣導展覽如1897年〈臺灣中央衛生會〉、1899年〈臺灣傳染病及地方病委員會〉・〈臺灣海港檢疫規則・施行細則〉・〈臺灣獸疫豫防規則・施行細則〉、1900年〈公共衛生費〉・〈臺灣船舶檢疫手續〉、1901年〈總督府警察本署衛生課〉、1902年〈臺灣醫學會〉、1905年〈大清潔法〉、1911年〈德國德勒斯登（Dresden）萬國衛生博覽會 臺灣特別展覽館〉、1921年〈學校傳染病預防規則〉、1926年〈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〉、1931年〈航空檢疫規則〉、1942年〈熱帶醫學會〉、1943年〈臺灣總督府港務局（檢疫科）〉等，初衷僅為強化上位階層的統治成效與滿足其拓殖利益，卻也脈絡可循東亞地區由「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」（註15）至「非殖民化（或稱『解殖』）Decolonization」（註16）間的轉化蛻變—

由「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」至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」間的轉化蛻變

〈4〉「領台三十年ノ今昔」、「大正五年ペスト撲滅」，數位掃描列印自1926年《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》。
〈5〉「警察ノ活動ハ民眾ノ安全生活ノ保障ナリ」、「警察ト民眾 （防衛・予防）」，數位掃描列印自1926年《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》。
〈6〉「南無警察大菩薩」數位掃描上色列印自1926年《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》、1934年《警察生活の打明け物語》及1938年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鷲巢敦哉著。

承自德國的日本衛生學深具「預防為首・治療為輔」與「國家介入集體施政」的特點，因地制宜而與台灣社會群體本質交融妥協時的「體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」（註17）所採取之兩項主要措施，其一為近代醫療體系「臺灣總督府醫院官制」及「公醫候補生規則・土人醫師養成所・臺灣醫生免許規則」（註18），其二為衛生行政系統「警察—保甲（壯丁團）組織」。

此種殖民醫學（Colonial Medicine）新舊交雜、兼容並濟的做法不僅讓帝國意志得以貫徹落實，亦給予本土醫學精神、台灣人民自決（Self-determination）一個萌芽茁壯的時代背景與空間： 1920年代心嚮〈東京大正民主思潮〉召喚的「乙未戰後新生代」（註19）雖得利於帝國擴展之「內地延長主義」（註20）被賦予了「日本文明與科學的宣揚者・母國與殖民地關係的緩衝者」角色，成為台灣社會收入優渥、受信賴景仰、擁醫事專業地位的領導階層；卻也因為「熱帶醫學研究」如臺灣特有地方傳染病之瘧疾防治、「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機構」（註21）如負責臺灣陋習 鴉片煙癮矯治工作的〈臺北更生院〉等，與臺人切身「民族健康・群體正義・自由民主」實質參與、對應、反思而激發了「民族醫師 National Physician」（註22）的情懷抱負。地方仕紳傳統自發救濟的社會責任感與新世代民族醫師「反殖民・求平等」的思維覺醒，在帝國例行公共衛生措施的日臺差別式待遇、大規模社會動員以轉嫁統治成本的「使命必達」中，揉合催化成一個台灣歷史上，繼往開來的新世代精神傳承。

「體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」因地制宜催生「民族醫師 National Physician」的新世代精神傳承

〈7〉1942年《警察語學講習資料 七月號 第三十五卷》「保甲制度の要旨」〈17〉第四點明訂「豫防衛生豫防獸疫、與驅除害虫」並加註台語發音（臺灣語假名）「ウ ホン ヲエ シエン ウ ホン シウ イエク、ク・カプ ウ ツウ ハイ タ・ン」。
〈8〉1943年《警察語學講習資料 十月號 第三十六卷》「說明」〈17〉詳載了「老鼠症（ペスト，Yersinia Pestis，即鼠疫）、寒熱症（マラリア，Malaria，即瘧疾）不時大流行」並加註台語發音（臺灣語假名）「ニアウ ツ・ウ チエン、コア ジエツ チエン プツ シイ トア リウ ヒエン」。
〈9〉1934年《警察生活の打明け物語》〈警部補さんの卷〉「○コレラ征伐思出物語 これそ防疫史上の非常時」（即「霍亂Cholera：嚴峻防疫考驗回憶錄」）：描述大正九年 臺灣衛生史上空前慘烈的霍亂防疫過程。
〈10〉1938年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「◉衛生狀態の今昔と衛生機關の變遷 不愉快なる思ひ出 領臺當時の衛生狀況」（即「衛生狀態今昔 與 衛生機關變遷 不愉快的思緒聯想— 領臺時的衛生狀況」），此即「瘴癘の地」的引述出處。
〈11〉1938年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「◉傳染病の猖獗とその撲滅 患者三萬に及ぶペスト病 始めはペストたること知る者なし」（即「傳染病的流行與根除— 因始不知其為鼠疫 感染者總數高達三萬人」）。
〈12〉1938年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「コレラ防遏」（即「霍亂防治」）相關照片：（上）渡船場警戒、（中）臨時隔離場、（下）飲食物の取締。
〈13〉1938年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「臺灣の傳染病は船舶が持來る 海港檢疫法變遷の概要」（即「台灣傳染病由海船境外移入— 海港檢疫法變遷概觀」）。

台灣立基於《傳染病防治法》，以「自由・民主・法治」為前提循序漸進「防疫・紓困・振興」政策步驟

猶如十四世紀黑死病及1918年Flu pandemic（註23）兩場世紀瘟疫驟變歐洲，乃至擴及世界醫學公衛的漣漪效應（註24）；2020暴戾慘烈的肺炎疫況試煉現代國家賴以角色擴張（註25）、民富國強之「醫學國家化」「社區自治主義」抑或「中央強制主義」慣習偏好、歷史曲折。

台灣立基於17年前的《傳染病防治法》，以「自由・民主・法治」為前提循序漸進「防疫・紓困・振興」政策步驟，趨緩「嘉玲」國內疫情同時凝聚「台灣共識・台灣價值」，恰似與百年前的臺灣乙未世代一脈相承！

深究箇中緣由，台灣原為CSSE預測模型裡「中國境外第二染疫風險國」（註26），憑藉仰仗經年飽受中國恫嚇利誘所培養的預警能力與免疫抗體，不僅化險為夷且愈挫愈勇（註27）！疾疫這只「文明照妖鏡」於各個時代映照的不僅是人類社會中積習已久的弊病與矛盾（註28），同時也是人權人道、國族（註29）國家等緊密相關的政治課題。台灣經此一疫可謂「因禍得福」，由內而外的幸福感與自信心將是我們未來前行的最大動能及助力，Viva Democratic Taiwan！

〈14〉1972年《台灣省通志 卷三 政事志 衛生篇 第一冊》〈第二章 衛生行政 第一節 日據時期之衛生行政〉。
〈15〉1972年《台灣省通志 卷三 政事志 衛生篇 第一冊》〈第二章 衛生行政 圖一○：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衛生行政機構系統〉。

註：

  • 1.「〈COVID-19〉肺炎」即「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（2019-nCoV）」，法定傳染病的正式名稱為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，台灣約定俗成的中文簡稱為「武漢肺炎」。詳見「正名／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-19　中文簡稱武漢肺炎」 http://www.bcc.com.tw/newsView.3979601
  • 8.「瘴癘の地」引述自1938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部元警官練習所教官 鷲巢敦哉《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》p.386頁（參見本貼文附圖10）；「鬼界之島」一說源於日本治臺之初，用以形容台灣氣候風土難以適應，以致日軍病歿與罹病者遠超乎戰死與傷亡人數，但目前無可考之引述文獻。另，「鬼島」一詞原為行政院新聞局駐外官員 郭冠英（筆名「范蘭欽」）2009年文章中對台灣的謔稱。外界觀察之「臺灣蠻荒瘴癘印象」其來有自，清代初期地方志書及私家筆記有若干紀錄可考，如 阮旻錫《海上見聞錄 卷二》、夏琳《閩海紀要》、高拱乾《臺灣府志 卷七 風土志・卷九 外志》、藍鼎元《平臺紀略》、陳培桂《淡水廳志 卷十四》、林豪《澎湖聽志 卷十一》、王之春《國朝柔遠記 卷十八》、連橫《臺灣通史 卷三》、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 卷十三 風俗志氣候篇》、陳夢林《諸羅縣志 卷八》；嘉慶年間 謝金鑾《臺灣縣志 卷一 地志氣候篇》等皆有類似紀錄。（節錄整理自《台灣省通志 卷三 政事志 衛生篇 第一冊》第一章 序說p.3~4頁）。刻板概括的「瘴癘之地」源於1895年之前外界相關紀錄的主觀判定與自身標準，其中的一知半解及風土差異是主要原因。按1623年荷蘭人的報告：「西拉雅人普遍有沐浴的習慣，並相信某些病害可透過經常洗浴予以去除；村落中鑿有深井供清潔及飲食之用」。黃叔璥的《臺海使槎錄》以「一塵不染」形容西拉雅人的家屋環境清潔，類似的描述亦於 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中可見。總結而言，17至19世紀間各式台灣衛生環境的片段紀錄皆非全面性，加以南島民族口傳歷史缺乏文字詳載，既定印象的釐清深究需更多史料的追溯與考證。（節錄整理自《帝國與現代醫學》「日治以前台灣社會之健康狀態與衛生理論」p.280~286頁）
  • 11.「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」於1896年10月發布，確認鼠疫、天花、霍亂、傷寒、腸傷寒、痢疾、白喉、猩紅熱等八種為法定傳染病，並明訂防疫基本措施如：設立檢疫站、隔離患者、阻斷交通路徑、死體處置、醫生有彙報疫情義務等。（節錄整理自《帝國與現代醫學》p.287~288頁）
  • 12.「船舶檢疫臨時手續」為臺灣檢疫濫觴，其四項規定對象為香港、廣東、廈門等鼠疫疫區船隻須受標準隔離消毒等檢疫措施，為求快速與效率，隔離場不應規定為醫院或診所型態亦可；需被加強實施船舶檢疫的疾病除了國際組織通告之時疫，還有同年頒布之〈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〉八種傳染病。（節錄整理自《堅持的力量 臺灣檢疫二甲子1896~2016》p.15~17頁）
  • 13.「熱帶衛生學Tropical Hygiene」為帝國主義脈絡中「殖民地氣候環境與統治者健康之相互關係」的科學觀察與研究，是透過資料蒐集統整和醫學衛生引入而有效掌控殖民地的策略。或參見「熱帶醫學的知識流通與國際網絡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」 www.ith.sinica.edu.tw
  • 14.「細菌學Bacteriology」最初為防治特定傳染病而引進台灣，因其深受日本醫界信賴、於病理與治療上日現成效，遂逐漸取代先前「熱帶衛生學」的環境瘴氣論，成為殖民政府首要醫學衛生手段（節錄自《帝國與現代醫學》p.298頁），或「《醫療與帝國》：細菌學與文明開化使命」 https://www.thinkingtaiwan.com/content/7481
  • 15.「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」是殖民者為提高治理與掠奪績效，將西方啟蒙時期（Enlightenment）的「現代性Modernity」如工業化、都市化、科學性、世俗化、社會結構高度分化等當作「帝國工具」轉介殖民地。參見 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F%BE%E4%BB%A3%E6%80%A7 ；殖民現代性致使被殖民者對文明價值的嚮往追求，進而也影響殖民地的社會遞變。
  • 16.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（或Decolonisation）」又稱「去殖民化、解除殖民（解殖），對殖民主義的反動」，是指一個地方因外國殖民統治造成政治與經濟上的不平等關係，轉而進行獨立及自治的過程。節錄自WIKI維基百科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D%9E%E6%AE%96%E6%B0%91%E5%8C%96
  • 18.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 後藤新平的近代醫療體系以「醫院・公醫制度」為主軸：1898年前於全臺設置九所醫院及六所分院，「土人醫學教育」由 山口秀高試辦後評估為「日籍醫生因臺灣風土不適無法久留，且因臺人情感因素，日籍醫生親切度望塵莫及；但臺籍醫生（即土人醫生）受制於傳統漢醫，缺乏科學知識與醫術，須予以改革」。1989年3月以「土人醫師養成所」爭取預算通過，遂於1899年公布醫學校官制正式開辦。同年6月各地醫院轉為總督府立醫院集中管理，其中以台北醫院編制最大。總督府為維持領臺初期統治階層的健康，於1896年始招聘日本醫師來台擔任公醫，爾後1898年7月之「公醫候補生規則」規定欲擔任公醫者須先完成六個月的臺灣風土語言醫事相關課程之「候補生研習」；同時自「土人醫學教育」的試辦經驗，倡議漸進式的「公醫制度」，以「醫師」仿效扮演西方「傳教士」文明教化、統治權威宣揚的角色：1901年7月發布「臺灣醫生免許規則」明定臺籍醫務者皆須申請官方許可證通過後始得操業，自此後抑制傳統漢醫發展並將其納入管制為既定施政方針。節錄整理自《疾病、醫學與殖民現代性 日治台灣醫學史》p.70~75頁、《帝國與現代醫學》p.33~38頁。或延伸閱讀「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醫學」 http://mmh.mc.ntu.edu.tw/document5_3_2.html
  • 19.「乙未戰後新生代」是生於《馬關條約》臺灣割讓日本1895年前後幾年的知識分子，歷經台灣歷史政局驟變，雖有傳統社會的舊時代背景，卻也受過日本新式教育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主義潮流之「民族自決」與大正民主思潮的洗滌更形塑其「反殖民・求平等」的思維覺醒。節錄整理自《疾病、醫學與殖民現代性 日治台灣醫學史》p.99~105頁。或延伸閱讀《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》、《海行兮的年代—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》、《「世代」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》 https://homepage.ntu.edu.tw/~wanyaochou/paper/haixingxi002.pdf
  • 20.「內地延長主義」為大日本帝國將包括臺灣在內的殖民地以「雖與內地日本稍許不同，但其視為內地的延伸，直接適用本國法律，以之為本國領土來統治」方針做為基本政策。其最重要的影響是促使臺灣人追求與日本相同的憲法體制（即「將臺灣納入日本的法治體系中」）。從1914年開始，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如林獻堂、蔡培火、林呈祿、蔡式穀、鄭松筠等人，為享有憲法中明定如代議制、基本保障等權利，而開始進行「六三法撤廢運動」，反對「特別立法統治」。然而這無異於變相承認了由「同化政策」延伸而來的內地延長主義，否定臺灣的特殊性，乃至於臺灣獨特的歴史文化。因此參與的臺灣留學生開始由原先的單純主張撤去「六三法」，轉變為要求憲政與民權，同時保持臺灣的特殊性及自治。節錄整理自WIKI維基百科 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5%A7%E5%9C%B0%E5%BB%B6%E9%95%B7%E4%B8%BB%E7%BE%A9
  • 21. 二十世紀初期日俄戰爭勝利後，日本與歐美國家競爭日趨激烈、於臺灣統治亦日漸穩定，為求國富民強、擴大經濟發展，1921年起於臺灣各州廳依據日本內務省訂定之內容並酌以「臺灣特殊事情」實施〈保健衛生調查〉，包括特殊疾病、慢性病、臺灣特有（如地方病、瘧疾、鴉片癮）、其他（如嬰幼兒死亡問題、傳染病、性病）等；並於1920~30年代公布防治措施、設置相關療養院所和社會衛生機構。大抵而言，殖民地與帝國內地之「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」措施皆注重特殊慢性或社會疾病防治，唯殖民地更著重於地方風土特質，這也可說是殖民醫學多元混雜的「體制化」表徵。節錄整理自《疾病、醫學與殖民現代性 日治台灣醫學史》p.83~84頁。
  • 22.「民族醫師 National Physician」最具代表性者為 蔣渭水為臺灣社會開出的「病理診斷書」，他以生物學的角度將臺灣比喻為一位「原具優良的漢文化遺傳，但深受政策毒害而造就虛弱的『民族身體』」並提出以「後天的教育文化」作為此身體改良的藥方。民族醫師醫治的已從各人身心健康提升至「臺灣社會群體」的殖民壓迫與不公，從文化啟蒙與政治民權運動著手，以扭轉殖民地社會的命運。（節錄整理自《疾病、醫學與殖民現代性 日治台灣醫學史》p.110~116頁）
  • 25. 近三百年來，人類藉著各種手段致力於提昇生活條件與福祉；此間傳染病得到控制、死亡率下降、平均壽命延長、生活品質大幅提昇，這段歷史可被視為「廣義的公衛發展史」。美國學者Christopher Hamlin將歐美公衛發展史分為三個概括階段：一、回應傳染病的威脅。二、管控與治理公共生活。二、保障人權。 「國家角色The Role of State」以公權力介入公共衛生議題的第一至第二個階段，是為保護統治階層免受疾病威脅、確保國防戰備所需之兵力、經濟發展所需之勞動力；減少財政負荷、提升國力、穩定社會秩序、避免社會動亂等。第三階段「保障人權」為主要目的的公共衛生源自「平等人權」思潮的啟蒙，以及19世紀以來歐美政治與社會的改革運動，自此國家被賦予了保障全民生存權的責任與義務。節錄整理自「公共衛生發展史」 http://web.cjcu.edu.tw/~jdwu/public/lect001.pdf
  • 29.「國族」英語Nation的中文譯詞，這個單字最早起源自拉丁語Nation（Nātĭō），字面意思為「他出生的地方」。此字最早與「族群Ethnic group」有類似的意義，都可以被用來指「某一群人Folk」，類似於「種族Race」或「國民People」。在十六世紀後隨民族國家興起，這兩個名詞意義開始分化，此時英國「Nation」轉為意指「對具有主權之人民A sovereign people」；其後指涉對象再度轉變，成為「一群獨特之人民A unique people」之意（Greenfeld 1992, 4-9）。節錄整理自WIKI維基百科 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8B%E6%97%8F
  • 31. 延伸閱讀：《疾病、醫學與殖民現代性 日治台灣醫學史》范燕秋著。《帝國與現代醫學》李尚仁主編。《「世代」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》、《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》、《海行兮的年代—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》周婉窈。 《堅持的力量 臺灣檢疫二甲子1896~2016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著・出版。「【不斷更新】武漢肺炎大事記：從全球到台灣，疫情如何發展？」 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2019-ncov-epidem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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